陳逸飛老師警察監所學堂部落格

*慢性習慣犯之預防對策*

  一、概說：慢性習慣犯(chronic offenders)研究指出，少數人犯下多數犯罪。由於慢性習慣犯多數一再歷經刑事司法程序，故刑事司法體系不得不針對這族群罪犯設計另一套程序，以有效監控、追訴或監禁這些慢性犯罪者。

  二、慢性習慣犯相關研究

    (一)Wolfgang及其同僚等之同生群縱貫研究

     1.美國賓州大學教授Wolfgang及其同事Figlio與Sellin等，1972年發表「同生群青少年犯罪」(Delinquency in a Birth Cohort)一書，運用官方紀錄追蹤1945年出生於賓州費城的9,945名男性，追蹤至他們18歲止。

     2.9,945名同生群中，有1/3曾和警方有1次以上接觸，其中有54%再犯；再犯者可分為「非慢性習慣犯」及「慢性習慣犯」。前者1,235人犯行為2至4次;後者627人犯行5次以上，佔研究樣本6.3%。此6.3%的「慢性習慣犯」，犯下5,305件罪行，佔樣本全部犯罪的51.9% (如表)，包括71%的謀殺罪、73%的性侵害罪、82%的強盜搶奪罪及69%的重傷害罪。

     3.Wolfgang等人發現，逮捕及法院經歷，對慢性習慣犯罪人幾無影響；刑罰對彼等的效果適得其反，更重的懲罰反而促發其再次犯罪。

 4.持續追蹤樣本之974位至30歲，分成:曾是偏差青少年、曾是成年犯者、及「持續性犯罪者」(persistent offenders)(是偏差行為青少年亦是成年犯者)。發現最後者70%來自「慢性習慣犯」，其中80%會成為成年犯，50%成年時會有4次以上被捕機會。「慢性習慣犯」成年後，繼續成為「持續性犯罪者」，顯現出「微罪」至「重罪」的穩定性。

 5.研究發現，「慢性習慣犯」幼年時即有生活及行為上大量問題，如學習障礙、飆車、同儕認知、親子和其他社會、心理、生理發展等問題，此可能為危險因子。特別是5至6歲即有破壞和反社會性者，最可能形成穩定、長期的破壞行為模式，並貫穿整個青少年時期[1]。

 (二)其他慢性習慣犯之研究

  1. Lyle Shannon研究三組威斯康辛州同生群(總數6,127位)，發現「慢性習慣犯」從事了大多數犯罪，成年從事更嚴重犯罪。各同生群均有少於25%的樣本，有5次或更多嚴重犯罪，有8~14%須為所有重罪負責。每個同生群均有近5%的人有2至3次重罪，司法系統對其成年後犯行嚇阻力不大，儘管多數人成年後會停止犯行，但仍有少數會繼續其犯行。

2.D.J.West及D.P.Farrington研究倫敦的同生群，也顯示一小群犯罪者續行其犯罪至成年，逮捕及定罪對其行為影響極微。少年時有許多犯行，成年亦會有同樣紀錄。慢性習慣犯幼年主要危險因子，包括是否有麻煩問題、冒險性人格、犯罪紀錄兄弟或父母等。多數個案約在10歲時，可依其人格特質及家庭背景，判斷是否會成為慢性習慣犯。

(三)國內犯罪及偏差行為縱貫追蹤調查

1.行政院青輔會鑑於橫斷性研究(cross-section study)缺乏完整和一貫性，遂委託學者針對三組樣本(9歲國小組401人、14歲國中組422人及犯罪組409人)連續進行3次資料收集。發現其中409個樣本全部犯罪為1093次，犯5次上者為59人，犯次為385次，平均6.5次，此59人佔全部樣本14%，犯次卻佔全部犯行35%，或許可將這些人稱為「慢性習慣犯」。

2.研究顯示不同年度之偏差及被害狀況均顯著相關，其有相當的穩定和一致性。慢性習慣犯早期即開始各種不同的偏差或犯罪行為，且延續至成年，此現象稱為「犯罪的連續性」(continuity of crime)。

三、關於慢性習慣犯之實例：

  (一)引起我國治安史重大震撼的白曉燕命案主嫌陳進興，因家庭功能不健全，國小時經常逃學逃家，13歲即遭裁定保護管束，14歲即被裁定感化教育3年，前後17年監所生活，養成其反社會人格，而屬於慢性習慣犯。

(二)陳進興之特徵：1.一生犯罪紀錄不斷；2.狡猾虛偽且常說謊；3.做事衝動、脾氣暴噪且好攻擊；4.行事魯莽、缺乏耐心與責任感；5.良知良能不足且無法與他人維持良好關係。

四、常習犯與累犯之立法政策[2]

 (一)在累犯加重範圍內科以定期刑:如我國刑法、日本刑法、美國刑法1967年英國刑事司法法。

 (二)只科不定期刑:如1902年挪威刑法、1950年希臘刑法、日本改正刑法草案。

 (三)在定期刑外併科定期預防監禁:1908年英國犯罪預防法、1930年比利時社會防衛法、1933年西班牙遊蕩懶惰者及偏差行為法。

(四)定期刑外併科不定期保安監禁:舊西德刑法、1929年挪威刑法、1930年義大利刑法。

 (五)科定期預防監禁、矯正訓練以代刑罰:1948年英國刑事司法。

 (六)科不定期保安監禁以代刑罰:1927年瑞典刑法、1930年丹麥刑法、1937年瑞士刑法。

(七)刑罰外併科社會治療處分，執行時可以社會治療處分代刑罰:舊西德刑法。

五、慢性習慣犯研究對刑事政策之影響

 (一)強化監控慢性犯罪者：1980年代起，美國盛行對慢性犯罪者實施監控，如同選擇性監禁及對主要罪犯起訴計畫，認為逮捕這小群高犯罪率者，犯罪便會顯著下降。如Washington D.C.實施的再犯計畫(Repeat Offender Project)，即由警方特別單位日夜監控一週內犯下5件或更多指標性犯罪的嫌疑人。

(二)施以預防性拘禁：預防性拘禁(Preventive detention)企圖限縮法官裁量權，以有效監禁危險犯罪者。可避免對罪犯太仁慈，防止其再犯。如1970年Washington, D.C的預防性拘禁法案，授權法官對危險或暴力犯罪者為60天以下不得保釋之規定。1984年聯邦保釋改革法授權，在確信被告對他人或社區會產生安全顧慮時，法官可不予保釋而拘留。

(三)強化慢性犯罪者起訴計畫：美國部分檢察署創立慢性習慣犯罪者方案(major-offender or career criminal program)，鎖定習慣犯加以起訴、定罪及執行刑罰。如聖地牙哥設置重案組(Major violator unit)，即鎖定與搶劫罪慢性犯罪者，運用持續性追訴，防止案件移轉間的錯誤；幫助檢察官與被害人或證人間密切聯繫。且嚴格限制協商，防止慢性犯罪者規避刑責。

(四)長期隔離慢性習慣犯：隔離(Incapacitation)慢性犯罪者不協助再社會化，也不嚇阻他們，只是從街道排除且長期隔離他們。選擇性隔離(Selective incapacitation)，指針對少數慢性犯罪者加以隔離，惟此政策似乎難以成真，如蘭德公司調查發現預測準確度有問題；另一種是全般性隔離(Gross incapacitation)，主張將更多人送監獄隔離，三振法案即此思考模式的產物[3]。

 (五)引入中間性制裁措施：

  1.「醫療模式」(Medical Model)於1960年代達高潮，惟1970年代後，犯罪率持續上升，監獄擁擠引發，且經濟衰退使處遇經費短缺，復以矯治成效不彰，強制治療有傷人性尊嚴，「醫療模式」遭受嚴厲批評質疑，遂導出應報、嚇阻及隔離之「嚴格刑事政策」。惟此政策造成監獄擁擠，為解決此問題，有所謂「選擇性監禁」(selective incapacitation)及「替代性監禁」(alternatives to imprisonment)措施以及「中間制裁措施」(intermediate punishments, intermediate sanction)。

  2.「中間制裁措施」較觀護嚴苛，但較監禁經濟，目的在將犯罪對社會影響減到最低，隨時視情況將案主交監禁或保護管束系統。主要措施有:密集觀護制度(intensive probation system)、在家監禁(house arrest,home confinement)、分割判決、電子監控(electronic monitoring, electronically monitoring supervision)及魔鬼營(boot camps)等，即「從社區內處遇轉移至社區內刑罰」，顯示矯治由保守派控制，並向嚴格刑事政策發展。

六、我國舒緩慢性習慣犯之對策[4]

  (一)嚇阻策略：1.常業犯、習慣犯之加強追訴與加重量刑；2.刑事司法部門統合一致之刑事政策作為。

(二)機構矯治策略：1.充實醫護與管教人力；2.紓緩受刑人擁擠；3.專業化教化與處遇工作：藥物治療、認知行為療法、藝術治療等；4.加強分監管理，協助受刑人脫離犯罪組織；5.強化技能訓練；6.加強家庭聯繫、親職教育與婚姻諮商等。

  (三)出獄人監督、保護策略：1.密集觀護監督；2.設立社區處遇機構；3.職業生涯輔導；4.更生保護措施。

(四)社會預防策略：1.減少經濟不穩定與財富分配不均狀況；2.加強社會福利措施；3.強化社區意識與守望相助工作；4.致力於民眾被害預防教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