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逸飛老師警察監所學堂部落格

*環境犯罪學之探討*[1]

一、環境犯罪學之概念

(一)近來國際犯罪預防所以重視環境犯罪學，乃大眾對社會安全感到憂慮，認為除矯治控制犯罪，應尋求確實可行、有用有效的新措施防制犯罪。

(二)所謂環境犯罪學(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)，乃探求犯罪預防對策之一種觀點，對犯罪者選擇犯罪的觀點不同於傳統犯罪學原因論，過去認為犯罪乃受環境與素質影響，環境犯罪學則著重於犯罪情境分析犯罪。

(三)環境犯罪學研究重點，從「原因論的理解轉移至情境的理解」，將犯罪當成社會事件，提出藉由環境設計管理，達減少犯罪機會的目的。

二、環境犯罪學之發展背景

  (一)對刑事司法失望轉而重視被害預防

 1.刑事政策之研究，從古典學派的犯罪行為，發展至實證學派的犯罪人，更在標籤理論影響下，擴大至刑事司法以及1950年代的「醫療模式」。而

  1970年代後，「社會復歸思想衰退」導致1980年代「正義模式」興起，惟「正義模式」仍無法解決犯罪現象，研究領域逐漸轉移至被害者學，1990年代後則強調「犯罪被害預防理論」。

 2.1980年代後，刑事政策研究典範由「犯罪後司法機關處理」，轉移至「犯罪前社區防治系統」，而促成犯罪預防論的抬頭。1970年代後因被害者學抬頭，犯罪學研究重點從犯罪人及刑事司法機構轉至「犯罪情境」，即促成犯罪的硬體環境(the physical milieu)；相信只要消除硬體結構環境之犯罪機會(the opportunities for crime)，便可防制犯罪。

 3.犯罪預防主體從犯罪人改至被害人與犯罪情境。重視「情境」(situation)因素扮演之角色。因此，若吾人能改變導致犯罪發生之情境因素，犯罪或許可收某程度降低之效。

 (二)對犯罪原因論失望轉向「環境」與「場所」之分析

1.遠古時期，犯罪原因係採超自然力的魔鬼說；18世紀中葉古典學派(classical school)提出自由意志(free will)選擇犯罪；19世紀實證學派(positivist school)則否定自由意志，提出犯罪生物學、心理學及社會學理論解釋犯罪；然而至196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，批判學派(critical school)興起，反對傳統實證研究思考路線，認為犯罪是「衝突」(Conflict)的結果。

2. 1980年代後，「整合理論」(intergrated theory)不只說明探求犯罪原因的困難性，且說明在犯罪對策上的不可行。1980年代後，遂從犯罪原因論導向犯罪預防論，著重「環境犯罪學」造成環境犯罪學的興起。

 (三)理性選擇理論促成犯罪預防論之重視

1.1970年代後，古典犯罪學派理性選擇理論逐漸抬頭之原因：

(1)醫療模式之衰退，許多人開始攻擊實證學派的教化主義政策，而有些評估研究也發現教化並不能預防犯罪。

(2)覺醒到實證學派，並無法真正找到犯罪的特殊原因。

(3)犯罪率增加及社會動蕩不安，使社會安全感不足，認為不僅以矯治來控制犯罪，而應尋求更有效方式。

(4)犯罪計量經濟學之出現，認為犯罪選擇像經濟活動選擇一樣，是個人對行為成本和收益分析為基礎，犯罪決策本質上類似任何其他行為的決策[2]。

  4.刑事政策領域所導出之策略：

  (1)提出抑止刑論：

1刑罰目的由教化轉向威嚇隔離，如恢復死刑、大量使用監禁、否定矯正

  效果、應報符合正義等。

2提高逮捕率如增加警察員額及預算、強化警察巡邏。

3實施重罰政策如公正應報之量刑、導入量刑指南、強化監所之運作。

  (2)提出犯罪預防論：由於刑罰威嚇效果很難證明，且招致死刑長期拘禁刑的負面效果，導致對犯罪預防政策的重視，亦促成環境犯罪學的抬頭。

三、環境犯罪學之理論基礎

   (一)防衛空間 (Defensible Space)理論：主張藉由特殊建築設計降低犯罪的機會，如領域感(territory)的設定、自然監控(natural surveillance)的確保、居住地意象(image)的形成及環境(mileu)的整頓，以達到犯罪預防的效果。

(二)防衛環境設計論：強調事前藉由環境設計直接預防控制犯罪的重要性。

  (三)情境犯罪預防論：強調「增加犯罪所需的工夫、增加犯罪的風險、降低犯罪的報酬、促使產生犯罪的罪惡感或羞恥心增加困難」等措施，以阻止犯罪者發展犯罪及減少犯罪機會。

  (四)日常活動理論：認為合適標的物(suitable target)、有能力之監控者(capable guardian)及有動機之犯罪者(motivated offender)，三者如在時空聚合，犯罪即可能發生。主張犯罪預防對策，須改善日常生活型態來減少犯罪機會。

 (伍)破窗理論：社區頹廢破爛，會引發犯罪動機，若社區經整修，則較不會遭受犯罪者覬覦，重建社區祥和氣氛，較易預防犯罪。

四、環境犯罪學之具體措施

    (一)依Ronald Clarke觀點，情境犯罪預防目的在營造「不適合犯罪之情境」，隨理論及實務累積，預防技術上逐漸縝密，並已獲得理性選擇理論與日常活動理論之實證支持。

    (二)情境犯罪預防包含四項犯罪預防基本主張：

            1.增加犯罪之困難（Increasing the efforts）、

2.提昇犯罪之風險（Increasing the risks）、

3.降低犯罪之酬賞（Reducing the reward）、

4.削弱犯罪動機（Removing Excuses）。

(三)情境犯罪預防理論基於此4項基本主張，已先後拓展成16項、25項預防技術範疇以及超過100多個案例研究。情境犯罪預防理論一直尋找經濟適宜的手段來減少犯罪，如：1.設計安全的場所（Design safe settings），透過環境預防犯罪（CPTED）的方式建構一個安全的環境。2.安排有效的程序（Organize effective procedure），包括計畫與實踐最好的管理原則。3.研發安全產品（Develop secure products），亦即目標物強化。

 五、環境犯罪學之評價

(一)環境犯罪學從1980年至今遭受下列嚴厲批評：

 1.從衝突犯罪學派觀之，他只是表面改善環境，未解決因社會不公平所導致的犯罪成因。

 2.從標籤理論觀之，倘若太重視環境犯罪學，可能會侵害到人民自由權及隱私權。

 3.從傳統犯罪學觀之，其成效尚未獲得明確證實，是否有效仍有待觀察。

(二)縱使環境犯罪學遭受批評，仍不可否認其犯罪預防上的功能[3]，畢竟環境犯罪學非犯罪預防萬靈藥，只是其中一個學派而已。

(三)環境犯罪學另一項好處，即所謂「利益擴散」(Diffusion of Benefits)。指預防一種犯罪會產生預防另種犯罪的結果；或預防一地區犯罪產生預防

   另一地區犯罪的結果。

(四)犯罪預防對策已滲透至日常生活中，縱使現行犯罪預防對策尚非完全按照環境犯罪學方案，惟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的各式犯罪預防對策是可期待

   的。在民主社會中，犯罪預防政策須受下列原則支配：

 1.犯罪預防的成果須為全民所享。

 2.須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。

 3.犯罪預防的責任須為社會各部門來共同負擔。

六、環境犯罪學之缺點與困境

（一）犯罪轉移之問題：轉移現象有多種樣式，如犯罪機會被阻絕時，犯罪可能轉至其他區域、選擇不同目標，或選擇不同犯罪型態。但亦有認為在此轉移下，其他情境犯罪預防措施仍可阻絕或使損失降至最低。

    （二）侵害市民自由之問題：環境犯罪學的手法，不同於刑事司法制度只針對事發後特定犯罪人，而對日常守法「善良市民」亦會侵害其權利。

（三）對某部分人產生社會排除問題：環境犯罪學的作法，會產生在一定空間排除一部分人的社會排除問題，特別是出入口管制，遭受諸多強烈批評。因為此手法有將公共財變為私有財的矛盾存在。

（四）喪失信賴感之問題：環境犯罪學認為「善良的百姓」並不存在，大家都可能成為潛在犯罪者。個人為保護自已，降低恐懼，會對他人不信賴，導致喪失社會中互相信賴感。

（五）來自民眾抗拒的問題：要徹底實施情境犯罪預防技術，可能造成出入不便或裝備所增加的成本；而民眾對犯罪預防常存有僥倖心態；故鄰里守望相助在人口眾多、雜居頹廢區的推動非常不容易[4]。

（六）被害對象選擇與具體措施問題：環境犯罪學具體措施雖對機會犯有效，惟對常習犯及白領犯罪作用有限，故相對應於各類型犯罪的具體犯罪預防對策，仍為今後應加強之處。

（七）犯罪預防私人化問題：隨人民犯罪恐懼感增高，犯罪風險增加，及世界性新保守主義的傾向，個人對安全維護的責任逐漸受到重視。為有效排除危害，不能完全依賴公秩序，而須逐漸建構私秩序。即並非政府或公機關權威的支配，而是混入非政府、非公機關的自我統治、地區自治觀念[5]。